近两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尤其关注美国顶尖高校的一些特征。笔者发现，这些顶尖大学除了拥有让全世界津津乐道的一流的师资，雄厚的科研经费，高水平的设施、设备（比如图书馆、校园信息化水平等），高质量的生源外，还有一个普遍特征，却相对而言没有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就是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运行良好的大学基金会。
大学建立基金会在国内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建国后我国国内的第一个大学教育基金会，是清华大学于1994年成立的，当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在此之后，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有400多所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而美国大学建立基金会的历史显然更为久远，覆盖面更为宽广。美国大学基金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美国国力迅速上升，催生了一大批顶级富豪。这些富豪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纷纷捐款给大学。也几乎在同时，以耶鲁大学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大学基于社会捐款和校友捐赠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基金会。目前超过70%的美国大学都建立了基金会或类似机构，而那些世界顶尖高校的基金会资产规模超过上百亿美元。美国顶尖大学的基金会不但为大学筹集经费、接收捐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大学进行运作与投资，这不但能够保证巨额资金在经济的风云变幻中保值，还可实现稳定的增值，为大学的运行提供额外的资金。
由于发展时间还不够长，目前我国很多大学的教育基金会的筹款能力都无法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提并论，更不要说将筹集到的资金进行运作与投资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就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迫切需要教育基金会的助力。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一项成本极高的事业，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更是可以用“烧钱”来形容。无论是高水平师资的引进，还是高精尖设备的添置，抑或高质量的学术数据库建设，都需要在世界顶尖的学术市场中交易。如果让政府完全负担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在我国教育资源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将引发关于教育公平的巨大争议。因此，赋予大学更多的财政自主权，鼓励大学基金会将募集到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运作与投资，将获取的增值部分用于教学与科研，将会是一个较为可行的举措。
因此，笔者在此呼吁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利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的契机，尽快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比如加大税收减免力度、健全配比资金制度、建立企业或者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榜等），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与此同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要紧密协作，借鉴美国顶尖大学的基金会的做法，尽快摸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建立健全符合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引导和鼓励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策略获取收益。
其二，让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在进行金融投资时有更大的自由度与自主权。鼓励大学教育基金会扩展投资领域，建立长远的运作目标，使得高校教育基金会能够积极为长远投资，追求长期、稳定的回报，并让高校能够将在资本市场获得的增值部分自主地用于自身的教学或科研。
其三，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各种投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除了要完全避免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出现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违法违纪行为外，还要有意识地树立“谨慎投资”的原则，抑制教育基金会采取高风险的投机逐利行为。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应该定位于保值基础上的增值取向，而且通过投资获取回报以用于大学经费的筹措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因此，应该对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制定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不能将教育基金会办成一个纯商业性质的基金会。
其四，给予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核心人员更加灵活的人事制度管理。要进行成功的投资行为，必须迅速、有效地应对市场条件下的风险和复杂性，这不是普通的教师能够做到的。因此，教育基金会可能需要从各个渠道去吸引高素质的相关领域人才（如金融投资和相关领域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显然就要在薪酬、待遇、晋升等方面给予特别的激励。
总之，我国目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有持续并且大量的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每个渠道筹措经费的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通过研究美国顶尖大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他们的基金会（或者类似机构）在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国完全可以借鉴这一先进经验，尤其是针对我国现有高水平大学的特点，建设并完善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相关规章、制度，在保证非营利、避免高风险的前提下，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筹措经费。
《中国科学报》(2015-01-29第5版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