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有问题”看中国的教育
文/翟良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早在西周时代就采用以试选士。影响较大的是公元606年，隋汤帝时代开始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就是分科取士，即设科考试，根据学科考试的成绩去录用官吏，1905年袁世凯奏请废除了一直延续了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因为是考试的故乡，自然有被其它国家抄袭的可能，如日本、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曾引用科举制度建立了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显然，教育评价源于中国，我们从这里很容易找到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答案。笔者认为，根深蒂固倒不怕，怕的就是死人，能让人死的教育无疑是教育的失败与悲哀，它最多赋予了学生“被动、依赖、忧郁、内敛、怯懦、麻木、自私、冷酷”等诸多可怕的品质，以致于几年来京城内外的大学生不是自杀就是杀人。
2005年10月30日晚，北大23岁的研究生成俊将自己吊死在宿舍里。自杀前，身为北大信息科技学院研究生的成俊曾打电话给家人，说自己感觉学业的压力特别大。成俊今年读研一，曾在1999年以全市第二的高分考入北大计算机系，在他出事的前几天，成俊还分别致电母亲和哥哥，说导师告诉他们只要成绩不好就得回家，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见2005年11月2日《京华时报》）笔者不想重复有关心理方面的话题，大学生这个有些贬值的群体，他们的心理问题来自哪里，这不很清楚吗？那个导师强调的是成绩，也就是勾出来的分，而不是强调做研究，他不知道他的言语像一把匕首早已刺透了学生的脆弱的心脏，这颗心脏最终输给了应试教育。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是目前高等院校同样面临的头疼的问题，从学生身上解决症状以求缓解压力的说法只能隔靴搔痒，不更新教育理念和评价观念，不解决教师教学模式的问题，大学生自杀仍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国内有些高等院校面临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往往都将根源推到学生身上，这不是愚昧而是精明，谁不知道，素质教育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应试教育下利益上的驱逐，让他们的眼睛看不到年轻人的血，顽固地做着无人的教育。
研究生没有价值的死，让笔者想到了老家那些“睁眼瞎”的老哥老姐们，他们离文凭很远，但离生存很近，一个研究生连生的信心都没有，他还不如一个挽着裤腿、勒着腰带的文盲。如果说，中国的应试教育顽固不化，难免让教育先驱骂为“混蛋”。据了解，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学校教育曾发生过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末年私学的设立，随之而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第二次是北宋时期书院的创设，随之而起的是理学的广泛传播；第三次是清末民初的新学制系统的厘定，而这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端始。从教育评价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我国真正开展评价工作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这个鲜为人知的“爆料”一样的理论，让我在愤恨里平静下来，为自己的目不窥园而不谙世事感到“可悲”。即便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或者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恢复和兴起阶段、真正起步阶段、全面研究和试点工作阶段”，那么教育评价喊了二十年，喊的仅剩下一点温热的呼吸后，我还是很难看到高考制度一丝挪动的脚步？！无庸置疑，现行的考试制度仍是科举制度的“后裔”，仍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选人办法，它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混得“指挥棒”的美名，有点像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老师，你能像孔子一样上课吗？”这是应试教育体制下一群小学生乞怜的声音，他们需要尊重、寻求关爱、梦想自主。谁将这一梦想摁进讲桌下，无情地剥夺了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权力，又是谁同样被“指挥棒”指挥的身心疲惫，却仍以“师道尊严”、“师权为上”的面孔横对一个个好奇与创新，以园丁的善良扼杀着一个个鲜活的个性。
散发着一股呛鼻味道的课堂里，教师一直沿用上百年的教学模式，没完没了地灌输着那些零碎的嚼的没有滋味的题目与知识，学生一个个成了书呆子，成了应试的机器，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甚至是冷酷无情。2005年6月25日清晨，21岁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二学生崔培昭在实习医院宿舍内被同班同学安然杀害。崔培昭因“情敌”惹来杀身之祸，淌着知识的鲜血从四楼凝固到三楼，一个生命的结束，让我们感受到了应试教育背离教育初衷的可怕与愚昧。笔者总觉得是现实的教育模式出了问题，是慈祥的教育用残酷的手段教会了安然如何用解剖的知识去断送同窗的生命，安然在加工式和复制式的训导下学会了残忍：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讲，安然的许多表现让同学都无法忍受。比如上解剖课应先给动物打麻药，其他同学在解剖时，动物在麻醉状态下显得非常安静。但安然却下手比较狠，被解剖的动物总是惨叫不止，整个楼道都能听到。对于这起校园凶杀案，北大社会学家夏学銮分析说，作案手段如此残忍，而且平时和同学也不太合群，这对于学医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夏教授认为，在事发之间，针对安然的反常举动，部分学生联名上书校方让安然退学，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报警行为，校方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和认真对待。这起血案给高校教育和管理敲响了警钟，和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一样，学校应当总结血的教训，对于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夏教授的分析让人触摸到了来自人性的关怀与温暖，比起毫无痛痒的目光仁慈到伟大，毕竟是一个刚才还葱郁的生命的死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无视鲜血和生命。国内一些高校在遇到类似的突发事件，同样将责任推的一干二净，他们恐怕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应试教育的本身更需要一次针对性的治疗，而不是将“有病”甩给学生。也许，将来心理问题的根源弄清了，高校才会减少或者没有游荡在夜半操场上抽搐的魂灵。
教学评价改革，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评价理念。在对学生知识、智力和情感因素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评价，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教会学生自我评价，引导学生成为自觉学习者，帮助他们形成确实有效的符合个性特点的学习方式，成为学习的主人。这是一个令学子值得欢呼雀跃的事，尽管笔者多年不翻课堂里的书本，然而还是为这一英明的决策感到兴奋甚至是感激涕零。在公交车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和学校的中学生告诉笔者，他厌恶传统的课堂几乎到了恨的程度，在那一节节凝固的课堂里，他长时间的颤栗和蜷缩成了教书先生眼里的苍蝇，老师拿着羊鞭一样的教杆，无情地抽打在他瘦弱的身上，他说，他不是草原上那只皮厚的羊，他的每次咬牙都成了今后记忆里无法愈合的痛。今天，“绿色批评”这个新鲜而营养的词组的出现，对学生的心灵而言，应该是一种安全的、有丰富营养的优质批评，这样的批评像一抹阳光洒进学生的心田，在学生的心底必将萌发绿的憧憬与希望。2005年5月30日16时10分许，惨案发生，新城子新兴中学一名15岁的女学生从鸿运大厦15楼跳下身亡。晨报记者高明对死者的描述更能令人感到阵痛：身着篮色上衣、米色裤子的跳楼女孩蜷缩着躺在楼底，两只白色旅游鞋掉在一边，正上方是她飘落下来的校服。经过记者了解证实，这位沈阳漂亮的女中学生是恋爱信被老师当众宣读之后才跳楼身亡的。笔者认为，当众读恋爱信是导致这位女生死亡的直接原因，“读信”本身就是一种“白色批评”，对这位女孩来说分明是极端的恐怖，女孩选择了自杀是为了摆脱这种白色恐怖，她无法容忍灵魂工程师张大的且失去重量的嘴唇。鲁迅先生说，长者需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是命令者。我想，沈阳的这位教师不仅仅是学习的命令者更是灵魂的扼杀者，让学生的躯体饱受“心灵之灾”成了他用监狱惩罚自己都无法弥补的痛。
高考指挥棒纹丝不动，高喊评价改革意义有多大值得怀疑；高考指挥棒不变，实施评价改革的路还能走多远，值得思考。这是每一个关注教学评价改革的人所面对的同样困惑的问题。一个高考指挥棒能让我们想象得到评价阻力的高度和深度，更能让我们对选拔和甄别的手段感到恐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不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当然，也正是这如此众多的议论和民声，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言：“有人曾对我说，改变现存的教育制度，我们有心无力。我回答，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教育制度，那么就让我们改变对教育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在评论《大学有问题》这本书时说：“我惊讶于作者（熊丙奇）对今日中国大学所存在问题了解之细，洞察之深，以如此无畏之气概，用如此流畅之文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之种种病症。”；全国政协委员姚本堂认为，“新课改”的改革理念是好的，但实际操作中能否成功，关键还是要看高考制度变不变，考试制度不变，“新课改”难行。从这些专家学者的语言里，我们不难看出，教学评价改革正走着“西天取经”的路，改革的途中艰难险阻自然存在，一如沥水成灾。
目前，教学评价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在全国试验区实施与推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发展，而当他们面对高考，选拔仍逼向他们，他们应该对素质教育投以感激还是无奈？！无可否认，评价改革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成绩，也就是说，在高考制度涛声依旧的情况下，学生仍为取得高分而绞尽脑汁，他们似乎不能改变对应试技巧的渴望。很难想象，新课程下的教师一只手端着教材，另一只手却在悬空“表演”是如此的困惑与艰难，在他们原始的意识里，如果学生考分不够，单纯地推行素质教育，无疑会走进死胡同。好在目前大学招生对某些艺术特长生实行特殊录取，用《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的话说就是某些素质可以折合成考场上的分数，很多家长让孩子学习艺术，目的不是让孩子将来成为“家”，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变成特长生，以便避开高分，加入“曲线高考”。如此说来，分数依然在国人的心中占有绝大分量和重量，素质教育搞的再好，考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名牌大学，仍是他们考量孩子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因为孩子在素质教育下创新思维再突出，实践能力再强，没学上，仍是家庭的愁。所以，改变不了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因材施教只能停留在学术和设想里，而延续了几千年的考试制度固如顽石，近几年还出现了风暴趋势，让素质教育不得不一直让路。2004年全国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约94.5万人，招生人数为33万人；报考2002年硕士研究生人数为624万人，招生总人数为1965万人；而2001年高考报考人数为4535万，实际录取人数为260万；2003年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340万人当年有613万考生参加了高考。近年来，硕士研究生、博士入学考试依然是应试教育的模式，命题依然存在着需要机械记忆的资料、定义等内容，而关于“为什么”、“怎么办”、“如何研究”等考察考生应用性、探究性和开放性的考题可怜到没有。只要这个考生与导师的关系好，要搞到考题、通过考试那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的事，况且，现在有些大学生为了考研不惜贞操的现象屡见不鲜，硕士生、博士生录取内幕已经不是什么看不见猜不透的东西了。根深蒂固的考试制度加上疯狂的应考思想，必然将应试教育推向招考的前沿，评价改革真正实现“多元、多维、多样”的目标，也许比想象的还要遥远。
世界平均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七到十万分之八，北京在校大学生自杀率竟将接近十万分之三。有媒体报道，截止到2005年上半年，北京高校100多万在校大学生中，已经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而去年全年，北京自杀死亡的学生为19人，这些学生有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尽管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很多，但学习压力是大学生自杀身亡的主要原因。为此，专家们提出了预防自杀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可以缓解大学生们的压力，但有可能不会最终挽救他们的生命。在笔者看来，教学评价改革是挽救性的战略，它的推广和覆盖，真正致力于培养学生热爱知识、热爱思考、热爱生活，并引导他们去积极认识生活、理解生活、享有生活、体验生活，最终学会生活；它将彻底改变中国“一锤子定音”的招生模式，会改变成千上万学子的命运，将更多有创新思维和创造性品质的人才推向我国各个研究领域，而我们将再也不会听到为一分而失落的故事，更不会再听到执着的魁元们跳楼的噩耗。
高考改革的脚步正艰难掘进，让我们翘首以待。
2006年于北京
作者简介
翟良，70年代初出生于山东一农村教师家庭，乡土朦胧诗诗人，百米巨型长卷《千虎图》创作者、青年画家翟栋的孪生兄长。有过长达3年的建筑工、砖长工经历，后进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原研究员助理、《基础教育课程》“教学评价”栏目主编。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新闻作品1000余篇。出版诗文集《我爱金秋》、《月晓风清》、《青石板》三本，著有中短篇小说多部，另著有都市女性情感口述纪实文集《半夜敲门》、长篇小说《一路狂奔》。翟良的成长故事先后被央视《讲述》栏目、东方卫视《眼界》栏目、《中国青年》杂志播出或报道，同时成长故事被编入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系列图书——《中学生成长读本》。现工作于北京，系北京写家文学院第一届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