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除了具有服务经济发展的功利作用，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也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我从经济学视角谈一下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3个观察。
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术语，叫做“均值”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3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见一斑。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令人钦佩。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说明了一种问题。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人才，远比培养人才更重要。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但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磨灭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我们培养出的人“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阻碍创新的产生。
以上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两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特点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低素养的人不在少数。这种情况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是先做人，再成才。“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
教育除了具有服务经济发展的功利作用，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2014年12月14日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的演讲，本报有删节，原题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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