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胶州一中高考生常升今年报考陕西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但陕师大山东免费师范生没有招满的情况下，常升竟没被录取，而比他分数略低的室友郭某却收到了该校录取通知书。经查询，常升的志愿被人两次篡改，改报了别的大学。目前，室友郭某的父亲承认此事系儿子所为，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山东省招生考试院积极关注。
志愿被篡改应有救济常规
燕农
近几年，考生志愿被恶意篡改的事件时常发生。然而，于某一个当事个体而言，因高招志愿被恶意篡改而与大学失之交臂，无疑是“天塌”般的事件，很有可能命运急转，十年寒窗苦读付之东流。
高招志愿时有被篡改，当然与违法成本低有关。揆诸近年来相关事件，篡改者或者被行政拘留，或者行为被录入征信系统，总之没有因此获罪的。虽然宪法确立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但是刑法并没有将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入罪。按照法律界的梳理，篡改高考志愿可能涉及三项罪名：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他人个人信息罪。在刑法的视域中，这三项罪名都以“情节严重”为定罪依据，而篡改志愿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相关司法解释暂无明确。
应该承认，凡是篡改他人高招志愿的行为，基本都属于主观恶意的。一种情况是，同学之间因平日嫌隙实施报复，或者类似于青岛常升事件，篡改了别人的志愿有利于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一种情况是，一些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违规招生，通过某种非法渠道获取考生信息，直接替考生填报了某高职院校志愿。无论哪一种，都是违法者得咎轻微，而受害者损失惨重。因为涉及个体的宪法性权利，这种悲剧局面应该被制度性救济所打破。
电子信息时代，给高考招生带来了便捷，却也因某些原因隐藏了一定风险。那么，考生除了网上填报志愿之外，就仍然需要有一份完全复制的纸质志愿，或者网报志愿的电子页面截图，由考生本人签字后存档留查和复议。一旦遇到高招志愿被恶意篡改的事件，有关部门以纸质志愿档案为准接受复议，在被篡改考生成绩高于所报院校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予以追加招生计划录取。事实上，目前纸质志愿档案环节被舍去了，且考生没有这方面的复议机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制度构建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守株待兔般的惩罚人，而在于约束和规范秩序，使人们不至于跌入犯罪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必要对高招志愿被篡改者构建制度性救济常规，给他们一个复议和追加录取的机会，从而避免千万考生担忧甚至恐惧于志愿被篡改，避免被篡改后高分考生无学可上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不法者篡改别人志愿的蠢蠢欲动。因为徒劳，所以才不会冒险。
畸变的人心最是可悲可叹
然玉
“篡改高考志愿”的事情固然不乏先例，然而本案中肇事者内心之阴暗、手段之决绝，还是不免令围观者嗟叹。来自同窗好友的冷箭暗算，再一次将人性深处的“恶”暴露得淋漓尽致。对入学机会等关键资源的争夺，往往使得底层个体间的倾轧，呈现出一股病态般的残酷。而被挚友所坑害的常升，则不幸地成为了这场“悲剧”中被牺牲的对象。
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郭某的所作所为，处处体现出一种与年龄严重不符的心机和狠劲：暗自获取常升的准考证和密码，擅自登录系统篡改常升的志愿，甚至故意用光了仅有的两次修改机会……为了防止分数更高的常升“抢走”自己的录取机会，郭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一极端自私、极端狭隘、极端荒唐的想法，最终促使其做下了为人所不齿的恶行。
讽刺的是，陕师大山东免费师范生最后并未招满。郭某煞费苦心忙活一场，到头来当真只应验了那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是误己误人”。
如今，公众关注的焦点无外乎两点，也即常升的利益如何补偿、郭某的恶行如何惩戒。但愿，在警方、教育以及招生等相关部门共同介入后，能够通过“补录”等方式维护常升的应有权益;而对于施害者郭某，是否应该依法对其追究刑责、剥夺学籍，也当有程序化、司法化的裁断和回应才是。
此案的教训，可谓痛彻心扉。而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着实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要提示考生在志愿填报之时做好技术性防范，尤其是要注重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此外，显然还应从立法和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形成系统性预防“篡改高考志愿”的坚实防线。
聚焦常升的遭遇，关注一场诡谲的阴谋。之于个体命运的流转之中，我们见识了人性的复杂和异变。那本不必要的“戕害”，思之后怕、想来悲哀。而文明的社会，道德的力量，法治的规束，本应压制住人心深处的诸般恶意才是。